然而，人们似乎忘了诸如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其实也是制度创新，当初设立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是制度创新，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到的西班牙历史上王室赋予羊团主的垄断特权也是制度创新。

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改革第一难题：破除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但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行政法规大于法律，领导批示大于行政法规，直接导致权力决定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潜规则的危害在于人们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关上。产权制度的有益影响有三：它能控制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它能为经济自由提供土壤，它能引导人们以企业家精神获得利润。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7%。

表现之五：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对弱势群体予以真正关怀。应当看到，在我国13亿人中，目前还有一些人温饱问题未解决，更多的人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另外，当人们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论平等问题时，显然是指作为经济运行结果的一种格局，即与各人和各阶层收入多寡以及与其他个人和阶层进行数量比较而言的一种均等状态，并实际上含有人们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同等份额的意思。

它在英文中的含义主要是the quality of being morally right, fair and reasonable。必须给市场以足够的活动范围，来让其完成其所能胜任的许多事情。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来说，正义的原则则表现得更为具体。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

首先，在当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常说的平等与效率问题中的平等，在英文中为equality，其涵义为the state or quality being equal，而equal的含义比较明确：相等的，相同的、平等的。因为，在国际上一些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著中，学者们多是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

譬如，著名学者甘阳就认为，尽管在当今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但是他仍然不认为林行止已经改了宗。此言论曾被香港和国内一些媒体炒作为林行止的改宗。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会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然而，尽管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得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候了，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却似乎不能采取停止市场化改革甚至走回头路的办法，更不宜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来维系社会公平。

非公平的，显然不是正义的或公正的未来当如何？呼喊了至少十年的结构改革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了，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问题。实际上，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无数本国工人多年辛勤劳动换来的，但对美联储而言，向电脑输入几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创造出一个新的2万亿美元。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陷入大萧条，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将步其后尘，届时作为最大出口国的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那时候整个出口市场将崩溃，日本、德国等出口型经济体也将陷入大萧条，那将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成就，但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严峻的转型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马丁•沃尔夫：我认为近年来中国调整经济模式的成效不明显，而我在多年以前就写文章强调过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则今后将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机。其次，我很担忧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问题。

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在内的出口型经济体的交易对手，向这些经济体提供了消费需求，这一需求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刺激内需的政策了，但在美国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继续增加外债，似乎是美国政府的杠杆化正在替代社会的杠杆化，似乎全球失衡现在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您怎么看？马丁•沃尔夫：全球失衡的局面目前已经演变的很复杂了。

一旦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朝零回归，美国实体经济的真正调整也将随之开始，那时候美国将不再有信贷资金的流入，就像当年泰国的情况一样，由于一年之内突然没有资金流入，泰国的经常帐户赤字由GDP的8%变为零，这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到了10%左右的程度，而就在5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2%。但如果中国经济要走出成功的下一步，就必须要开创更加灵活开放的市场以及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但机遇如果没能抓住也就不能称之为机遇了，错失这次机遇以后回头来看，这几年将会是一场悲剧。中国人是非常灵活、聪明的，我相信只要中国下定决心，这次转型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我基本上认为这笔规模极大的外汇储备是不可能获得稳定、持续的正收益的，所以解决途径只能是先停止外汇储备的增加，接下来就是想办法降低外汇储备，其途径就是通过刺激内需。

中国并不是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而且其经济规模在不断增大。即使现在中国依然愿意以原有方式向世界各国提供贷款，这些国家也不愿意继续借钱去消费了。

如果美国拒绝这么做，那么毫无疑问大部分美国人将走向破产，美国将陷入大萧条。第一，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没有别国的竞争者，当然某些产品一些亚洲邻国也有生产。

《21世纪》：您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失衡以及由此出现的大量廉价信贷，这一点您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调了，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马丁•沃尔夫：是的，我一直认为这种全球失衡的局面难以长期持续。因此中国面临的威胁是世界范围的，那么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怎么办？而且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

假如我们错过这次机会，没能顺利的将经济引导到内需和消费的道路上，中国经济的未来三十年将不进则退。因此如果让我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成就，那我是不会聚焦于GDP增长这个指标的，更合适的指标应该是消费增长。长期来看，中国的资源和需求是可以改变自身经济发展失衡状态的。现在奥巴马要上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他代表着美国更负责、更通情达理、更睿智以及更有竞争精神的一面。

我去过很多个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这绝对是很惊人的成就。对于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的原因，很多人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近三十年全球化的大发展以及中国成功的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同样对中国来说，调整经济结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可能要新建不同种类的工厂等等，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何去何从，需要国人做出选择，而面对纷繁之时局，保持思维之理性与开放恐怕仍将处于绝对的第一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来他们应该更富有。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不能期望在5年或者数年中就完成，不过看看自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可以惊讶的发现一旦中国决定改变，那它将以很快的速度推进。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完全停止了更新产品的想法，他们都说：没关系，我不需要一辆新车了，我可以继续开我的旧车。很多人都有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和资本积累是紧密相连的。第三种情况是，无论美国的意图是什么，无论中国在美国的金融资产是否安全，即使绝对安全，也必然得到的是负收益，因为人民币升值在长期来看是必然的，中国在美的投资没有其他选择，除非美国能允许中国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美国股市。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5年后国内消费的总量要翻倍才行。

另一方面，美国、英国等国逐步设立一些制造业以增加出口，消减贸易逆差，并降低财政赤字，这样全球有可能走向重新平衡，但这不可能马上实现，至少需要5-6年才能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一点进步，当下的正确做法是美国等国暂时扩大财政赤字以化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则需要马上开始刺激内需，并容忍出口贸易的一些萎缩。所以中国在制定政策之前需要思考，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在国内会有什么作用，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而且这些国际影响反过来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但假如国人可以化危机为改革之动力，积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发展不但将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普惠效应，更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而且伴随着投资的持续高增长，出口增长的速度之快以及时间之长都让人惊讶，即使和印度这样一个工业生产投资增长很快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也更为出色。

在目前美联储实行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通胀有可能在未来高涨，此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深受外需衰退的打击。